采訪對象：朱亞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屬單位工作，1986年調任廈門化工公司經理兼利恒滌綸公司黨委書記，1987年12月任廈門市副市長，1990年7月任廈門航空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1993年6月任廈門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長，2000年2月任副省長兼廈門市長，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書長，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訪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訪地點：廈門市朱亞衍家中
采訪組：朱省長您好！請您介紹一下當年和習近平同志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朱亞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來廈門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調來廈門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1986年夏天。當時，化工部副部長馮伯華同志來廈門檢查工作，主管工業的副市長不在廈門，所以市政府辦公廳就請近平同志代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與他的第一次接觸。
近平同志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個字概括：年輕、博學、親和。當時他只有30歲出頭，短短的交談讓我覺得他學識非常淵博，又很有親和力。
那次我們還很有成果，就是把廈門橡膠廠的工程輪胎項目給談下來了。當時廈門有個工程機械廠，生產工程機械需要用大尺寸輪胎。廈門雖然也有一個橡膠廠，但這個橡膠廠只能生產自行車輪胎和小卡車輪胎，不能生產工程輪胎。這些工程輪胎都是從河南、貴州等地購買的。正是因為這一次見面，近平同志帶著我與馮伯華副部長座談，就把工程輪胎的項目辦下來了，可以為廈門的工程機械廠配套生產工程輪胎了。
采訪組：我們知道您曾擔任廈航董事長，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當時是如何關心和支持廈航創建和發展的？
朱亞衍：我是廈航的第三任董事長，廈航能有今天的發展，歸功于改革開放，得益于國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幫助，傾注著近平同志的心血。從廈航組建到今天，他始終念念不忘廈航的發展。
我先講講廈航組建的過程。廈門地處東南一隅，如果坐火車、坐輪船，路上花的時間太長，誰還有興趣到這里來考察和投資？所以，批準廈門成立特區后，大家最著急解決的就是交通問題。幾個特區當中，第一個修建機場的是廈門，第一個開辦航空公司的也是廈門。1984年，廈門機場通航后，國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開辦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廈門航空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時任福建省副省長張遺同志擔任廈航第一任董事長。次年，新組建的廈門航空公司委托國家民航局通過融資，租賃了2架波音737-200型飛機。我們當時沒有人才，就交由廣州民航管理局代飛。
一個航空公司在初創階段，最難的就是飛機引進和人才引進。引進一架飛機要過五關斬六將，需要層層審批。引進開飛機的飛行員、修飛機的技師、懂航空經營管理的人才也很難。我還沒擔任董事長的時候，廈航就已從部隊的飛行員和飛機維修人員中引進了人才，我相信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為他在中央軍委辦公廳工作過，一定協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擔任董事長以后，也找過近平同志幫忙協調引進飛機。1986年10月，廈門航空公司所屬飛機從廣州轉場到廈門，終于由我們自己的機組飛行航班。可以說，廈門航空公司的創建是與近平同志的關心和支持分不開的。
不單單是初創階段，在廈航隨后30年的發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給予關心和指導。1993年，廈航開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近平同志親任首航團團長，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長的近平同志專程到廈航和機場指導工作，他說：“廈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務規范，四是以人為本。廈航企業路子對，員工素質高，經營效益好，為省市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2006年7月22日，廈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時已是浙江省委書記的近平同志親自致信祝賀。2013年，近平同志作為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會見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我們廈航的一個乘務長有幸參加了會見。這個乘務長對總書記說：“總書記您好，我是廈門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親切地說道：“好，回去跟廈航的同志們問好。”近平同志對廈航的關心一直激勵著廈航人奮發圖強，砥礪奮進。一晃30年過去了。在總書記關心下，廈航發展到今天，已連續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協會評級中，廈航名列中國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國西南航空公司被評為同一個級別。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訪美期間參觀波音公司寬體飛機廠，波音公司在廠房門口擺了兩架飛機，一架是即將交付國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將交付廈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總共參觀不到1個小時，單在廈航這架飛機上就坐了15分鐘。他說：“剛才，我參觀了即將交付廈門航空公司的這架波音787飛機。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擔任廈門市副市長，分管廈門航空公司，參與了它的組建和初創。初創階段的廈門航空公司，連帶廈門機場，都是利用國際貸款發展的，當時也就只有幾架飛機。30年過去了，廈門航空公司引進了最先進的波音787飛機，這就是中國民航事業發展的縮影。”近平同志在講話中謙虛地說自己“參與了”組建和初創。其實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對廈門航空公司的建設與發展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廈航能有今天的發展，當然有廈航員工的努力，更離不開近平同志各個方面的支持。從另一個角度說，廈航今天的發展，沒有辜負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訪組：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島、跨島發展”戰略的過程，以及這個戰略對廈門發展的深遠影響。
朱亞衍：“提升本島、跨島發展”戰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頭看10多年前總書記的思路，是十分有戰略眼光的。
10多年來，為了落實這一戰略，廈門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種舉措，逐步有力有序推進戰略實施。一是調整島外行政區劃，撤銷同安縣，設同安區和翔安區，加強了對島外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導。二是加快連接島內外交通設施的建設，相繼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橋、集美大橋。三是抓緊投建島外城市次中心，海滄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環東海域新城均初具規模。四是設立火炬園區、工業集中區、兩岸新興產業園區、自貿區，這些區域成為廈門經濟強勁發展的新增長點。
采訪組：在您與習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亞衍：我講兩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視農業，“三農”工作是他自己“討來”的。他1985年到特區工作，那個時候特區建設剛剛開局，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引資的任務很重。他除了承擔市政府給他的分工外，還主動要求分管農業。
他當常務副市長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塊：第一塊是農業口，包括農委、農業局、林業局、水電公司、氣象臺、水產局、鄉鎮企業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塊是大計劃口，包括市計劃委員會、經濟信息中心、物資公司、勞動局、體改委；第三塊包括編委、人事局、財政局、稅務局、審計局、人民銀行和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外匯管理局、保險公司、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第四塊是縣區政府工作。這四大塊工作中，第二塊和第三塊一般是常務副市長分管的工作。除了這四大塊工作，他還聯系市人大、市政協。所以你看，他剛來廈門的時候就把“三農”工作討來分管，當了常務副市長以后繼續分管下去。近平同志離開廈門以后，后來的常務副市長都沒有再分管農業。有一次我跟他說，農業不應該放在常務副市長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廈門農村這一塊比較弱，就主動要求分管。”
對分管的“三農”工作，近平同志的特點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對農民和農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這個可能和他過去在延川插隊、在正定當縣委書記的經歷有關，是一種心系農村的情結。二是人到。那個時候廈門大部分是農村，湖濱北路對面是曬鹽的鹽場，根本沒幾棟房子；還有個軍營村，是廈門最后一個通公交車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這個村還是聽他給我說的。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走訪過大部分農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處，都結合當地實際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推動工作開展。他現在講話很接地氣，扶貧力度這么大，還提出非常切合實際的“精準”兩個字，這在他當年廈門、寧德等地的實際工作中都有所體現，是與他豐富而深刻的實際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積累分不開的。
第二件讓我十幾年難以忘懷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匯報廈門財政上繳比例問題。廈門經濟特區的發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就是1988年4月計劃單列市的確立，廈門市從此就能夠享受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
為了理順計劃單列工作，我們當時一個一個廳、一個一個部委地去溝通。最快談下來的是交通，1988年廈門機場下放，然后是港口，等這些都陸陸續續定下來后，財政計劃單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來。從1988年到1993年，一共談了5年，實際上財政計劃單列就是談兩個事情，一個是上繳的基數，再一個是每年遞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農歷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個消息，轉天習近平省長要聽財政廳匯報，準備調整廈門市財政的上繳比例。我知道茲事體大，本著對工作負責任的態度，我一定要在會議前向近平同志匯報我的想法。于是趕快給近平同志打了電話，我說：“我晚上有個會，會議一結束我就趕往福州，請您一定在辦公室等我。”他問我什么事，我說很重要，等到了再說。晚上，我就往福州趕，經過莆田的時候正好接近零點，因為是正月十五，從車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煙花。
趕到福州的時候，已經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辦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說：“我聽說明天你們有一個討論廈門財政上繳比例的會，你們能給廈門減輕點負擔么？”他笑笑說：“你想得倒好，要增加點負擔。”我繼續問他：“現在上繳比例已經很高了，財政部門給你說的提高上繳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說因為全國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廣州上繳比例都比廈門還要高。我聽他這么一說，心里就有數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釋說：“我不否認這些城市上繳比例比我們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級城市，并且不是計劃單列市。我們廈門是計劃單列城市，在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5個計劃單列市中，廈門的上繳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長期在基層工作，我這么一說，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對我說：“老朱，幸虧你今天來了，不然明天會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說了。”
這件事情讓我感觸很深，近平同志當時已經是一省之長，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辦公室等一個下屬，虛懷若谷地聽取意見，最后還能采納意見，確實非常難得。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離開福建以后你們還有聯系嗎？
朱亞衍：我與近平同志的聯系一直沒有斷過。在這么多年的聯系中，有一次與他通話讓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經去浙江任職了，當了幾個月的代省長，馬上轉成書記。一天晚上我給他打電話，問他在浙江習慣不習慣。那一次，我們就在電話里談了很久。他很念舊，在電話里問我最近工作怎么樣，家里老人怎么樣。也很關心同事，一個一個點著名問大家的近況。然后我們談到了廈門工作的點點滴滴。2010年，已經是國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視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寧德，再從寧德坐動車到廈門，把以前在一個班子里工作的同志們都找來坐坐，大家見面都很高興。近平同志待人很誠懇，不管對待下屬還是對待同事都是這樣，每次想起30多年前與他共事的經歷，想起那次和他的對話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