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與大家進行交流，今天我講的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第一，簡要介紹國際關系理論；第二，簡要介紹國際關系的歷史，通過回顧現代國際體系的演變，使大家獲得感性的認識；第三，探討中國崛起的幾種方式，以及如何構建我國的軟實力。

　　一、國際關系理論簡介

　　1.國際關系理論是研究什么的？我們知道，國際行為體有兩大類：一是國家行為體，即民族國家;二是非國家行為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非政府間國際組織(NGOs)，跨國公司(TNCs)等。國際關系理論就是研究這些行為體相互怎么打交道的理論，也可以說是研究戰爭與和平的理論。這門學科非常年輕，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了第一個國際關系專業，到今年正好90年。

　　2.國際關系理論的流派。國際關系理論紛繁復雜，總體而言，可以分為三大流派。第一派叫理想主義，第二派叫現實主義，這兩派出現早，影響大。第三派叫建構主義，出現得最晚，是90年代出現的，影響也沒前兩類大。我個人認為，這三種學說一個根本的區別在于其哲學思想或者價值取向的不同。

　　（1）理想主義。認為人性本善，國家之間是可以合作的，不一定要斗得你死我活，只要消除誤解，即可消除戰爭。其思想淵源可直接追溯到荷蘭的格勞秀斯和德國的康德，核心思想是把道德標準和法理規范作為對外政策和國際關系的原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傳統理想主義的破產。但理想主義并沒有死去，到了上世紀80年代，新理想主義或者叫新自由主義興起，這一派主張，國際社會行為體之間是相互依存的，國際制度（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核不擴散條約、聯合國等）可以通過降低交易成本和減少不確定性減弱無政府狀態的負面影響，促使國家間合作。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主要大國之間的合作關系表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是有可取之處的。

　　（2）現實主義。認為人性本惡，國家在追求利益時所遵循的道德，不同于普通人在處理人際關系中所遵循的道德，把個人道德同國家道德混為一談，就是制造民族災難，因為國家領導人的首要職責是保證國家的生存。現實主義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馬基雅維利和霍布斯。現實主義理直氣壯地認為，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國際關系的實質就是一條――為權力而斗爭。因此，維護和平的最好辦法不是靠道德，而是勢力均衡。現實主義作為主導理論持續了30年。到上個世紀70-80年代，現實主義的改良學說新現實主義也出現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經典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在單一平面層次上競爭，而新現實主義提出了體系結構的學說，也就是大國之間實力分配形成的架構，其中很重要的是“極”的概念。例如，一個大國統治國際體系的結構稱為單極結構，兩個大國統治的結構稱為兩極結構，四五個大國發揮作用的結構則稱為多極結構。第二點不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的目標是安全，權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手段。而且新現實主義加強了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強調國際合作的可能性，這些都是對傳統現實主義的重大修正。

　　（3）建構主義。1992年至今，建構主義興起，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形成三足鼎立。建構主義強調文化和觀念的作用，認為國際體系包含三種因素：權力、利益和觀念。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而利益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觀念構成的，這種觀念或共有知識即是文化。也就是說，國際力量的對比，國家利益，雖然是客觀的，但是又受到人們主觀認識的制約。我個人覺得，這種學說和我國明代王陽明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所謂“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我覺得建構主義是有唯心論成分的，但是不能一說唯心就好像絕對不好，不能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在認識上就比康德和黑格爾要高明。

　　從文化角度研究國際關系引起爭議最大的是亨廷頓，在他看來，后冷戰時期各國最重要的分歧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未來全球政治的沖突是發生在文明斷層線上的沖突，比如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沖突，911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亨廷頓的觀點。

　　綜上所述，每一種學說都有其合理之處，都能對國際政治作出一部分合理解釋，所以很難說那一種學說是絕對正確的。正所謂“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只要國際社會的舞臺不落幕，國際關系理論必將繼續向前發展。

　　二、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回顧

　　從歷史角度看，一部近現代國際關系史，主要可以濃縮成四大體系，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和雅爾塔體系。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7世紀上半葉，歐洲新教國家和舊教國家之間因為宗教改革導致政教紛爭，并引發了一場持續30年的武裝沖突，史稱三十年戰爭。此后所有的戰爭都是民族國家之間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而戰，不再像中世紀那樣為了所謂的神圣原則而戰，所以這場戰爭被稱為“最后一場宗教戰爭”和“第一場民族國家間的戰爭”。戰爭結束后各國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定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國際關系準則，奠定了此后300多年來所有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組織的基本原則，因此該條約成為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石。這一體系也就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維也納體系：19世紀初，拿破侖帝國崩潰后，英、俄、奧地利、普魯士等戰勝的歐洲封建君主們召開了維也納會議，恢復了歐洲的封建統治，并且把拿破侖統治下已經解放的民族重新置于戰勝國的民族壓迫之下，我們稱之為維也納體系。維也納體系下，英國重新控制了歐洲，并且達成了歐洲勢力均衡。1848年，歐洲大陸上法、意、奧、普等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沉重打擊了封建統治，維也納體系徹底瓦解。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一戰后，英、法、美、日等戰勝國召開了巴黎和會和華盛頓會議，對世界秩序進行重新安排，這一體系被稱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但從根本上來講，它既沒有改變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也沒有消除各大國之間的矛盾，還埋下了更大沖突的種子，特別是激起了德國人的復仇心理。自30年代起，該體系被德、日、意法西斯國家的一系列侵略打破。此外，簽訂的條約中涉及中國主權問題，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成為我國新民主主義的開端。

　　雅爾塔體系：二戰后期，同盟國召開了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等幾次國際性會議，達成對戰后世界的安排。此后，美蘇兩極格局和冷戰成為雅爾塔體系大部分時間里的表現形式，直到90年代初蘇聯解體，宣告雅爾塔體系瓦解。

　　雅爾塔體系之后，舊體系瓦解而新體系尚在形成之中，大國格局呈現出一超多強態勢，我們中國成為影響新體系走向的一大關鍵因素。國際關系的基本理論和歷史就是這些。下面，我想運用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來和大家探討一個小專題。

　　三、中國崛起的可能性和國家軟實力的構建

　　冷戰之后，關于中國崛起的研究，一度有如雨后春筍。國際上出現了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也有“中國崩潰論”的輕視，在國內，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及其實施方式也處于探索爭鳴中，底下的分歧也不小。中國要崛起，就有必要弄清楚，怎樣才稱得上崛起？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關系的實質是什么？如何從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中汲取智慧?

　　所謂崛起，我認為，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經濟加快發展，而是指一個大國的綜合實力快速提高并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系行為準則產生重大影響的過程，全部過程的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終結果。從世界歷史上看，凡是大國崛起，幾乎必然發生與原霸主之間的對抗。比如西班牙取代荷蘭的戰爭，英國取代西班牙的戰爭。很有意思的是，在日不落帝國之后，所有的挑戰者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比如一戰時的德國、二戰時的德國日本，冷戰中的原蘇聯。只有美國是個例外，由于地理位置優越，靠一戰中歐洲列強兩敗俱傷和乘火打劫而順利接了英國的班。因此，根據歷史經驗和現實主義理論，只要中國崛起，不管我們的主觀愿望如何，也不管我們是否宣稱“永不稱霸”，都會自動對美國霸權構成威脅。所以，中國能否崛起，怎樣崛起，不光是我們關心，從美國到全世界，從理論界到外交界都很關注。前些年我國曾宣稱過要“和平崛起”，現在則改成了“和平發展”，我理解，這是一種策略，因為“崛起”意味著對現有秩序的挑戰，“發展”則是任何國家都享有的不可剝奪的合理權利。因此，后一種叫法是為了在策略上減輕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敵意。當然，我們看到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舉棋不定，兩面下注。一方面，它十分不愿意看到中國或其他大國對其霸權構成挑戰，所以采取了維持美日同盟、武裝臺灣、加強對華武器禁運等遏制中國的手段；另一方面，它也不想把中國逼上對抗乃至戰爭的道路，寄希望于把中國和平納入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內，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關于中國崛起的方式，目前大致有三種學術觀點。一種是德英模式，也就是戰爭崛起，認為雙方遲早必有一戰。一種是英美模式，也就是和平崛起，像美國那樣與英國實現和平禪讓。第三種是法美模式，是前兩種模式的中間模式，即像法國那樣，既對美國的霸權采取批評和有距離合作，又不從根本上挑戰美國，從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一杯羹。在現階段，中間模式似乎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德國模式風險太大，而且中國現在也沒這個本錢；和平崛起則花時間比較長，即使中國經濟總量在本世紀中葉前趕上美國，在人均和其他方面也難以和美國平起平坐。因此，法美模式應該是比較理想的。而且這也不是我們剃頭挑子一頭熱。次貸危機后，中國損失相對較輕，手握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美國有求于我。最近有部分美國學者創造了“Chimerica”這樣一個名詞，翻譯過來就是中美國，其含義就是美中相互依存，共同治理世界。姑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代表美國官方，但起碼在理論界看來是一種可能的選項。

　　但是我們說，可能性并不等于現實性，現在時也不等于將來時，中國要想崛起，必須吸取歷史經驗，正視時代要求，重視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重視之一，要頭腦清醒，保持冷靜。現在國際上呼吁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聲音比較高，但是我們自己一定不要被沖昏了頭腦。一方面我們不可夸大美國衰落的程度，以為美國從此就會一蹶不振。古人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美國有著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其政治體制中的自我創新和適應能力相當強，當這一波危機度過，美國必然恢復元氣，仍將是世界頭號大國。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無視自己的弱點。要知道，2006年我們仍然有210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如果用國際貧困線（每人每日1美元）來衡量，這個數字是1.3億，有誰見過窮人如此眾多的超級大國嗎？

　　除此之外，我還可以輕易舉出制約中國崛起的幾大隱患。

　　第一，中國沿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地區之間的發展極度不平衡。經濟學家胡鞍鋼曾經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把中國分成“四個世界”，只有5％的人口生活在“第一世界”（高于中等偏上國家），20％生活在“第二世界”（高于中等偏下國家），25％生活在“第三世界”（高于低收入國家），而剩下的50％或6.3億人口生活在“第四世界”（低于低收入國家）。

　　第二，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存在深層次結構性問題，迄今為止，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高。

　　第三，能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過度污染，使得我們的子孫后代面臨著無水可飲，無煤可挖，無地可耕的危險。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靠外貿拉動。據統計，中國的外貿依存率從1978年的9.8％猛增至2005年的76％，高于德國之外的世界主要貿易大國。這使中國經濟完全受制于國際市場的風吹草動，而一個健康、可持續增長的經濟必須以強健的內需為基礎。

　　第五，潛在的社會穩定風險。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16猛增至2006年的0.496，早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全世界除拉美外就屬我們的貧富差距最大。今天中國2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50％的財富，而最貧困的20％只得到4.7%。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失業或半失業，1.5億農民背井離鄉，加上留守村莊的最貧困農民，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們沒有穩定工作，沒有社會保障，也沒有醫療保險，他們作為勞動力的巨大儲備固然為降低勞動力成本做出了貢獻，使我們成為世界工廠，但也是可能動搖經濟社會穩定的一顆定時炸彈。

　　以上突出強調了中國崛起的消極方面，為的是給那些盲目樂觀的情緒澆盆冷水。但上面列舉的事實卻無疑都是真實的，提醒我們中國崛起之路還很漫長，而且布滿了荊棘。我們如果不能保持清醒，變得驕傲自滿起來，就有可能在崛起之前倒下。

　　重視之二，必須維持并發展中美關系。良好的中美關系是中國崛起的國際基礎。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外部因素就是保持了對美國的良好關系。要愛國，就必須學會理性。在當前的態勢下，維持并發展中美關系，從戰略理念上要有“三個承認，一個避免”。一是要承認中國的崛起正引起美國的擔心，特別是中國軍力的增長，引起了美國戰略界的一些憂慮。二是要承認美國會采取適當的戰略與戰術控制中國崛起。美國在世界上大致有15項安全承諾，有5個與中國有關，即核心安全承諾中的美日同盟、美韓同盟，非核心安全承諾中的美澳聯盟、美菲聯盟以及美臺準聯盟。這些聯盟可能會在未來的中美東亞戰爭中發揮作用。三是要承認美國有一部分戰略家主張以合作心態對待中國崛起，期望中國繼續改革、走和平式崛起道路。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環境決定論觀點，認為大國崛起必然要與現存的世界大國分享世界主導權，但是不一定采取武力擴張的方式，采取戰爭方式還是和平方式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現有霸權國的態度。如果霸權國以軍事力量為維護其現有地位的主要手段時，新興大國的崛起戰略就可能依賴軍事，如果霸權國以經濟為主要手段遏制新興大國的崛起，新興大國則可能樂于采取經濟的崛起戰略。這種觀點對中國崛起是有利的，我們應當善加利用。“一個避免”，就是說中國崛起一定不能采取一種咄咄逼人、充滿敵意的態勢，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的沖突和直接的對抗。

　　重視之三，關注軟實力崛起的可能性與現實性。一個大國的崛起，是在權力、制度與認同三個維度同時展開的，其中權力維度最活躍，但也最明顯地挑戰世界秩序。中國要貫徹自己“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在保持經濟、軍事實力合理增長的同時，可以加大在軟實力領域的投入。“軟實力”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的。他將實力區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兩種，硬實力主要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基本資源（如土地面積、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軟實力”則是指文化、意識形態（價值觀）以及社會制度等無形的力量資源，它能對其他國家形成吸引力，使它國羨慕、模仿，進而心悅誠服地追隨。自“軟實力”論提出后，中國學者便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形成了一股軟實力研究熱。這些年伴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功，國際上提出了“北京共識”這一概念，還有我們的孔子學院從2004年至今，已在81個國家建立了256所孔子學院和58個孔子課堂，成為中國實施和平外交戰略、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措施。

　　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盡管中國的軟實力伴隨著硬實力的飛速發展而有了較快的進步，但總體程度還相當有限，無論是在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上，還是在發展模式和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上都還有所欠缺。法國總統薩科奇說，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可供對外輸出的國家成不了超級大國，這句話有一定道理。而且，近一兩年來，一些全球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國際形象起伏不定，貧富懸殊、環境惡化、官員腐敗、誠信缺失等，使得中國國際形象嚴重受損，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硬實力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我們應當更加重視并加大軟實力投入，特別是大力加強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共享價值觀。這種核心價值觀應當是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普世價值，具有廣闊的世界視野，因而能夠為其他民族、文明、國家廣泛認同。應當說，在核心價值觀問題上，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和文明都有基本正面的取向，也都有提供核心價值觀的潛能。如中國所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固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同時也表達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對理想社會狀態的一種共同追求，因此也是人類社會所共享的普世價值。黨的17大報告號召，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首要任務，這在當前國際體系轉型中顯得尤為重要。如果我們能夠把自己的核心價值，加以理論化、系統化，發展成為國際社會的價值取向，無疑將極大地提升我們的軟實力，占據“道德制高點”。

　　提高我國的軟實力，我們還應當積極推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增大公民社會在建構國際體系中的話語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迅速發展，成為影響全球事務發展的重要軟實力之一。過去，我們在公民社會上限制過多，導致真正的民間組織發育不起來，而有些國際場合讓民間來發聲要比官方的效果要好得多，結果是使自身喪失了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工具。近兩年來，我國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有了長足的發展，公民社會雛形已經形成，并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展示了強大的力量。特別是在2008年，我國的民間力量在西藏騷亂事件中揭露西方媒體抹黑中國的伎倆，在汶川大地震中發揚互助人道精神，在北京奧運會上弘揚奧林匹克精神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借助這一有利契機，推動中國公民社會健康理性的發展，將會極大地彌補中國軟實力的不足。在這一點上，我們共青團組織是大有可為的，比如，新一屆書記處對青年自組織問題的引導，對包括海外志愿者在內的志愿者工作的重視，這些都是在為提升國家的軟實力發揮積極的作用。

　　四、國際關系理論對工作的指導意義

　　國際關系這門專業和共青團工作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但是通過比較系統的學術訓練能夠掌握一些規范和思維方法，這對工作是有幫助的。當然，這對其他專業出身的同志來說也是適用的。具體說來，可能有這么三點。

　　一是能夠開闊視野。古人有句很大氣的話，叫做“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那么，國際關系專業要求既要具備一定的國際眼光，又要具備一定的歷史眼光，某種程度上和“謀全局”“謀萬世”也沾一點邊，對于開闊視野、促進工作還是有幫助的。

　　二是有助于培養理性思維。學習國際關系，必然要對政治學、哲學有所研究涉獵。政治學能夠幫助人們透過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看清權力運行的本質，哲學能夠引發對世界的本原，人類生活意義的思考。這些都有助于培養理性思維，使人在審視問題時眼光變得更敏銳，觀察問題時能夠接觸到本質。我想這對工作是也有幫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