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讓一個貧困群眾掉隊，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讓中國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這是新世紀中國共產黨人的宣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到治國理政突出位置，打響了一場脫貧攻堅戰，迎來了歷史性的跨越和巨變：短短4年，5564萬中國人擺脫貧困，相當于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總數。未來3年，還將有4335萬人脫貧，實現小康路上，一個不能少。從未忘卻，始終如一。
“40多年來，我先后在中國縣、市、省、中央工作，扶貧始終是我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我花的精力最多。”“25年前，我在中國福建省寧德地區工作，我記住了中國古人的一句話：‘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至今，這句話依然在我心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主旨演講中的這些話，八閩百姓感同身受：在寧德，他將脫貧作為工作主線，致力于擺脫貧困；在福州，他奮力推動本區域脫貧致富工作，著力開展山海協作，結對幫扶貧困地區；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間，他緊抓扶貧不松手，以“脫貧致富奔小康”統攬全省農村工作，全力推動“造福工程”、山海協作，關心老區、少數民族地區發展，親自推動解決“茅草房”和“連家船”問題；將閩寧對口扶貧協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筑起“閩寧一家親”的堅固基石；到了中央以后，他依然掛念福建扶貧事業，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不忘初心，繼續前進。
在脫貧攻堅承上啟下、全面突破的關鍵之年，八閩兒女回顧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17年半時間里的扶貧探索與實踐，倍感溫暖，倍增責任，信心迸發，力量迸發。
一、不忘初心，情系扶貧——始終不渝的責任情懷
“只要我們把民眾的疾苦了解到、處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們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為心’，我們的周圍就會吸引和凝聚起千百萬大眾。”
——習近平《擺脫貧困·干部的基本功》
200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到掛鉤幫扶點南平市政和縣調研
1988年，習近平從經濟特區廈門調往全省經濟排行最末的寧德，擔任地委書記。
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習近平敏銳地提出，當時的閩東，老百姓連溫飽都成問題，區情、區力根本不具備跨越式發展、大規模開發的條件，應當把以解決吃飯穿衣住房問題為主要內容的“擺脫貧困”作為工作主線，為下一步實現跨越發展打基礎、創條件、蓄能量。閩東2年，他對“擺脫貧困”孜孜以求，一刻不放松。
到了省會福州，習近平沒有減少對脫貧工作的關注。1994年6月，他到郊區（現為晉安區）調研時指出，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平原地區發展了，不能忘記落后地區，不能出現“燈下黑”的問題。
調任省委工作后，習近平分管農業、農村工作，并先后擔任省委農村小康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省委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他先后用了50多天時間，走遍全省9個地（市），到42個不同類型的縣（市、區）、60多個鄉鎮、80多個建制村和企業，召開了80多場干部群眾座談會，走訪了一批農戶，對各地農村小康建設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同時多次召開省直有關部門座談會，走訪農口各單位和其他有關單位，向省委提交了一份近萬字的調研報告，對扎扎實實推進農村小康建設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他在調研報告中說，扶貧攻堅和奔小康，是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兩個并行不悖、互相促進的任務。把扶貧攻堅納入小康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扶貧開發新局面。
面對已經進入“倒計時”攻堅階段的奔小康工作，1997年春，習近平先后到寧德南平三明等縣區調研時要求：“各地要進一步發動群眾，鐵心拼搏。”“各級各部門要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是認為高不可攀；二是認為輕而易舉。”
1997年6月，他到閩清調研時指出：“各級干部要轉變工作作風，真扶貧，扶真貧，實實在在地奔小康，千萬不可弄虛作假、把好事辦歪。”
1997年底，福建提前三年完成“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任務，基本消除絕對貧困，扶貧開發和小康建設工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習近平清醒地看到，大部分地方的小康只是初始階段，剛跨入小康門坎，離寬裕型小康的跨度還很大。雖然基本清除了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還將長期存在。
1999年6月，習近平到閩東老區基點村少數民族村調研時強調，各級領導決不能因為貧困戶的比例小了，就降低扶貧攻堅力度；決不能因為農民純收入“人均”數較高，就忽視了“人均”以下的貧困戶、困難戶；決不能因為基本實現小康目標，就可以松一口氣。一定要繼續貫徹農村工作主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小康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十三五”期間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來抓。從黃土高坡到雪域高原，從西北邊陲到云貴山區，總書記的足跡幾乎遍布了全國最貧困的地區。
“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誓言背后，是習總書記那份不變的大愛無疆、心系蒼生的扶貧情結。
“他在閩東全身心投入脫貧工作”
“億萬千百十，皆起于一。”習近平不到16歲就到陜北梁家河插隊7年，中國農村的貧困面貌給他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梁家河經歷讓他立志改變貧困地區面貌，改善貧困群眾生活。在閩東工作期間，他不但堅定了這一志向，而且付之系統的實踐探索。
時任寧德地區行署專員陳增光回憶——寧德那個時候是全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被人說成東部沿海“黃金斷裂帶”。習近平到任寧德不久，就帶著我們幾位地區領導，走遍了閩東9縣，明確提出將脫貧作為閩東的一項重要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后來，他將對寧德工作的總結，整理成書，書名就叫《擺脫貧困》。當時，干部群眾早日脫貧致富的愿望非常強烈，希望一下子抱幾個“金娃娃”，上些大項目，改變落后面貌，他卻給我們“潑冷水”。在他看來，經濟比較落后的地區，發展總要受歷史條件、自然環境、地理因素等諸方面的制約，沒有什么捷徑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生巨變，只能是漸進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寧德需要的是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找準比較明確的脫貧手段，一步一個腳印地實干。這些思路，既貼合閩東實際，實事求是，使閩東人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又凝聚人心，振奮士氣。它們不是憑空而來，靠的是習近平在基層的深入調研。
而“異常艱苦、異常難忘”的下黨之行，更是讓習近平過了20多年還難以忘懷。2014年3月，他在河南蘭考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時，仍然深情憶及當年在福建壽寧下黨鄉的調研往事。
下黨鄉，被稱為壽寧縣的“西伯利亞”。1989年6月，時任鄉黨委書記楊奕周在參加寧德地委工作會議時，站起來“放炮”：對貧困地區，上級要關心，要扶貧。習近平當場跟他約定，一定要去下黨一趟。不到一個月后的1989年7月19日，習近平就帶領我們地直和壽寧縣相關部門負責人30多人，去下黨鄉現場辦公。
楊奕周拿著柴刀走在前面，我們頭戴草帽，脖上掛著毛巾，每個人拿個竹竿、木棍當手杖，跟在后面。大家頂著烈日，走上一段緩口氣，汗水像泉水一樣冒出來，衣服濕透了一次又一次，走了2個多小時山路，中午才到下黨村。下黨之行，讓習近平記住了下黨之苦：村民怕養大豬，都是深山，抬不出去；小販們進山不敢挑液體貨物，不少村民連醬油都沒見過……
第二天在壽寧縣政府召開現場辦公會，習近平當場拍板決定支持下黨鄉建設資金72萬元。
1989年7月26日和1996年8月7日，他又2次到下黨，協調解決當地發展過程中的難題。
習近平在寧德工作一年11個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鄉鎮。當時沒有通路的4個特困鄉，他去了3個。
1990年4月，習近平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我們在基層交接，選擇的地點是他的扶貧掛鉤縣福安和全區最邊遠最貧困的壽寧縣。兩天時間里，輕裝簡行，清茶一杯，便飯一餐，不搞迎來送往請客送禮，我們討論最多的還是如何鞏固脫貧成果。
在寧德提出擺脫意識和思路的“貧困”，到中央提出“精準扶貧”戰略構想，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與人大代表討論時再度強調，當前脫貧工作有的需要下一番“繡花”功夫。滿滿的為民情懷，是習近平不變的初心。
“他幾乎跑遍了閩東的山山水水”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路子明確了，關鍵在于行動。正如《擺脫貧困·為官一場，造福一方》寫道：“馬克思說過：‘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我不主張多提口號，提倡行動至上……腳踏實地干出成效來。”
時任《閩東日報》社總編輯王紹據回憶——沒想到，這么多年后，習總書記還能一眼認出我來。
2016年2月19日上午，習總書記在人民日報社人民網演播室，與福鼎市磻溪鎮赤溪村村民視頻連線，我們就這樣再見面了。總書記對我說：“記得當年我們共同下鄉的情況。”
正是因為赤溪，我對習總書記的扶貧情懷有著更深刻的感受。
1984年，我還只是福鼎縣委報道組的一員，把赤溪村的貧窮落后寫成一篇讀者來信，《人民日報》頭版給刊登出來了。后來《閩東報》（現為《閩東日報》）復刊，我擔任總編輯。
就像連線時習總書記說的那樣，當時我們下鄉還是比較深入的。那個時候，為了閩東及早擺脫貧困，習書記幾乎跑遍了閩東的山山水水，真可以說是不辭勞苦、不遺余力。
閩東路況差，大家擠在一部老爺車上，上下顛簸，有時下車后都直不起腰。車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走的是荊棘密布的鄉間小道，暑天里走，雨天里走，走得汗流浹背，腳板起泡。
盡管過程辛苦、任務繁重，但成效還是顯著的。1990年，他離開閩東到福州赴任時，《人民日報》恰好有一篇報道：閩東脫離貧困線。他只用2年的時間，就讓閩東基本擺脫了貧困，擁有了溫飽。他以實際行動給全體干部與群眾樹立了最好的榜樣，也由此獲得了閩東人民的衷心愛戴。
對扶貧，他是認定目標，身體力行，鍥而不舍，矢志不移。
我還記得1998年4月陪同當時已是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到霞浦調研連家船民搬遷的一幕。
那時還沒到夏天，但天氣已經有點熱了，我們進到一艘連家船上，船艙高一米左右，很局促。我是少數跟他上船的人之一，待了十幾分鐘就開始冒汗。習書記個子高大，他穿的長袖襯衫濕透了，還是耐心問完所有問題，那絕不是客套的寒暄。
這種深入基層、持之以恒的作風，并沒有因為他工作地點的變化和職務的升遷而變化。他當了總書記后，到湖南考察，有湘西十八洞村之行，他一貫是這樣做的。也正是因此，他才能清楚基層情況，了解百姓心聲，對擺脫貧困的路徑，才能越來越清晰。
“他說忘記老區蘇區，就是忘本”
全省基本實現小康后，習近平一再強調要牢固樹立扶貧開發長期作戰的思想，著重解決剩余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特別是對發展仍然滯后的老區蘇區，一定要動真情、生激情，實實在在為他們辦點實事、好事。
時任省老區辦主任吳連田回憶——福建是著名老區。習近平經常跟我們講：“忘記老區和蘇區，就是忘本。”“飲水思源，勿忘老區。”“多到老區村走走。”
他語重心長，更言行一致。他先后19次到閩西，看望老紅軍和軍烈屬，推動老區加快發展。
1999年，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省委、省政府決定在2年內基本解決老區建制村的“五通”(通路、通飲用水、通電、通電話、通廣播電視工程)問題，并且將其列為2000年省委和省政府15件為民辦實事項目之一。
那兩年，全省投入“五通”建設的資金達4.6億多元。其中，1999年投入3.48億元，是有史以來“五通”建設資金投入最多、力度最強、規模最大的一年。
到2000年底，全省近3000個老區建制村“五通”建設任務基本完成，其后2年又進行了完善提高。這項為民辦實事的“德政工程”在老區人民心中樹起豐碑。
龍巖市新羅區東肖鎮鄧厝村村民，就是在習近平的關心下喝上了“放心水”。
新羅區是原中央蘇區，鄧厝村是老一輩革命家、國務院原副總理鄧子恢的家鄉。由于種種原因，直到1999年底，村里還沒有通自來水。當時村民只能從山上接山泉水，一下雨，水就變得渾濁，大家都盼著早點用上自來水。
1999年11月27日，時任代省長習近平專程到鄧厝村看望慰問革命烈屬、“五老”人員，并詢問村民有什么困難，大家就向他匯報了水的問題。他馬上說：“老區當年為革命作出了很大犧牲，出了很多烈士，有困難我們黨和政府要全力解決！”
當時在村里，習近平就和龍巖市有關部門商量，拍板支持鄧厝村30萬元，包括通水10萬元、小額貸款10萬元、發展筍業4萬元、硬化通往鄧子恢故居的道路4萬元等。
第二年7月，鄧厝全村300多戶家家喝上了自來水。村里還打了一口機井，修了一座蓄水池，解決了農田灌溉等用水困難。
習近平時刻把老區放在心上。2002年10月10日，從福建調任浙江的前一天晚上，他還特意邀請省老促會的許集美、黃扆禹、茅苓等3位老同志到他辦公室座談、話別，征求對老區工作的建議，可見他對老區的感情多么真摯、多么厚重。
2014年11月來福建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牽掛著福建老區群眾。
他說：“福建山區多、老區多，當年蘇區老區人民為了革命和新中國的成立不惜流血犧牲，今天這些地區有的還比較貧困，要通過領導聯系、山海協作、對口幫扶，加快科學扶貧和精準扶貧，辦好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實事，支持和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盡快脫貧致富奔小康，決不能讓一個蘇區老區掉隊。”
作為一個“老區人”，總書記對老區的深厚感情，我銘記在心。
二、滴水穿石，精準發力——鍥而不舍的探索創新
“今后閩東的發展，不但需要艱苦奮斗的精神，更需要尋找適合閩東經濟發展的道路，其指導思想我把它歸結為‘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注重效益’。”
——習近平《擺脫貧困·正確處理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個關系》
199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到福州市永泰縣城峰鎮太原村調研青梅李果生產
導致貧困的原因千差萬別，擺脫貧困的良方，同樣需要對癥下藥、靶向治療。
扶貧開發工作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期后，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
2013年11月，在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精準扶貧”。此后，他關于精準扶貧的思路逐步清晰，不斷豐富，形成“六個精準和五個一批”的方略。
回望來時路。翻閱《擺脫貧困》一書，隨處可見習近平對擺脫貧困路徑的論述。
扶貧先要扶志。習近平在寧德倡導弱鳥先飛、滴水穿石、不恥落后。他強調，人窮不能志短，更要振奮精神往前奔，鍥而不舍，久久為功。“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
要言必稱貧，處處說貧。”
扶貧也要找準路子。“要使弱鳥先飛，飛得快，飛得高，必須探討一條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的路子。”“確定本地經濟發展的路子，要從中央和省里的總體部署，從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來考慮。”
加強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充分發揮農村黨組織作用，因為“黨對農村的堅強領導，是使貧困的鄉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保證”。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在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推動了多項找準窮根、著眼長遠的創新舉措落地：
全面推進“造福工程”，挪窮窩、拔窮根，破解了“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難題。1997年開始，根據習近平的調研報告，省委、省政府把“茅草房改造”和“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納入為民辦實事項目，并列入“造福工程”重要組成部分，解決了福建最特殊最困難群體的生產生活問題。
因地制宜發展現代農業，實行產業化經營，把農業產業化作為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一項重要舉措，向規模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向市場要效益，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新一輪創業，促進集體增實力、農民增收入，打下奔小康經濟基礎。
從全局的、戰略的高度，倡導并組織山海協作。建立山海協作聯席會議制度，親自出任會議召集人；推動省委出臺進一步加快山區發展和進一步加快發展海洋經濟的兩個《決定》，促進山海聯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地區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省直單位定點扶持貧困鄉鎮，下派掛鉤幫扶工作隊，立足部門、行業優勢，引進資金、人才、技術，搞好資源開發，發揮“外力”作用，構筑起大扶貧格局。
人窮志不短，“山雞”飛上“鳳凰臺”
脫貧致富終究要靠貧困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習近平對矢志擺脫貧困、真正埋頭苦干實干的奮斗者格外關注，不失時機為其鼓勁，以此更好地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速脫貧致富的過程。
周寧縣七步鎮后洋村造林大戶、第六屆省政協委員黃振芳回憶——
1983年，我已經55歲了，一家7口人連肚子都吃不飽，是村里的貧困戶，經常要借錢過日子。也是那年，黨的富民政策來了，開始搞家庭聯產承包，號召我們要靠勤勞致富。我不顧家人的反對，想辦法貸款8萬元，帶領全家開墾荒山造林50畝。
造林過程很累、很苦。但是，看著一棵棵小樹苗活了，一年長得比一年高，心里就很踏實，人就有干勁。不到3年，我就造林1207畝，全縣第一。
大造林，不但讓我脫貧了，而且讓我出名了。1988年，我當上第六屆省政協委員。
更讓我自豪的是，新來的地委書記習近平聽說我的事后，也格外關心我。
1988年7月，當時我一家人在煉山為來年造林做準備。有人跑來對我說，地區新來的習書記聽說了你家造林的事，就來看你了。我急忙迎過去，看見一個年輕人，個子有點高，滿頭是汗，一臉微笑地看著我。他看到幾個山頭都是我造的林，樹苗都長得比較好，表揚我為閩東綠化植樹帶了個好頭。他鼓勵我，人窮不能志短，更要振奮精神往前奔。
沒想到我的林場能給習書記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后來，他把這次經歷寫進《擺脫貧困》，表揚我說：“周寧縣的黃振芳家庭林場搞得不錯，為我們發展林業提供了一條思路。”
半年之后，我又在山上見到了習書記。1989年元旦，他又來林場調研。這一回，習書記還種下了3棵杉樹。
看到林場的面積又大了不少，認真聽我說計劃在林下套種馬鈴薯，“以短養長”，習書記高興地握住我的手說，你這林場搞得好，值得推廣。他還交代地區、縣里來的領導要幫助好好總結。
我以為習書記只是鼓勵我，沒想到一個多月后的2月23日上午，他把我和其他7位農民代表請進了地區行署會議廳，為地直機關副科長以上干部作改革十年的形勢報告。我們8位都是全區、甚至全省很有名氣的脫貧致富、改革創業的帶頭人。《福建日報》在頭版報道了這件新鮮事，說我們是“山雞”飛上“鳳凰臺”。我覺得報紙說得很對，也很形象。如果不是黨的好政策，不是習書記，我一個種樹的，哪能在“府衙”里作報告呢？
1989年9月，地區在屏南召開全區開發性生產暨脫貧致富現場會，習書記在談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時，再次表揚了我，說我是“綠了荒山白了頭”。
習書記為什么要不斷肯定我、表揚我，為什么要在我家林場種下3棵杉樹？他是鼓勵我要繼續艱苦奮斗，持之以恒，勤勞致富。
黨支部站“前臺” 坦洋當上領頭羊
《擺脫貧困·加強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提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相對集中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減少了，但這不是一盤散沙……更需要一種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戶農民吸引到一起，發展商品生產。”凝聚力從哪里來？
時任福安縣社口鎮坦洋村黨支部書記劉智勇回憶——
別看現在的坦洋村名氣這么大，當年，我們一樣窮得拆房賣瓦呢。
1982年，村里只有集體的70畝茶山和群眾零零星星的“籬笆茶”。那時我父親劉少如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就帶著村里的黨員干部帶頭在“祖宗山”上開荒種茶，群眾紛紛跟了上來，集體和個人茶園迅速發展到600多畝。
在商品經濟海洋中發展集體經濟，需要膽識和公心。當年我父親到省城，要到60萬元貸款，個別干部覺得這錢燙手，干虧了怎么辦？我父親卻充滿信心：“錢，不是裝在個人口袋里，群眾會支持的。”他站在剛辦起的村茶廠門口，立下“軍令狀”，“干好了睡棉被，干虧了睡稻稈！”
黨員干部帶頭加班加點。最長的一次，七晝夜機器不停人不歇，個個累得像喝醉似的，走路跌跌撞撞，但沒有一個人拿過加班費。
到年終，算盤“噼里啪啦”響，干部群眾都笑咧嘴：村集體、群眾收入各二三十萬元，上交國家稅收十多萬元。
這些事，后來我父親都在1989年2月到寧德地委機關給干部作改革形勢報告時講了。當時的地委書記習近平夸他：“改革要擔風險，創業要有帶頭人。” 這對他、對坦洋，都是非常大的肯定。
1988年7月，習近平剛到任寧德地委書記不久，就到村里調研。那年初，我擔任村黨支部書記。
我記得習書記來的那天，穿著深藍色短袖，個子很高，褲子上還有補丁。沒想到，這么年輕的地委領導，卻穿得這么樸素。我本來準備了材料向習書記匯報，習書記說“不用念材料，我來問，你來答就好”。他最關注的是兩個問題：一是怎么更好發揮農村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另一個是怎么增加村集體收入？
為了解茶園情況，他沿著山路，爬上村后山一處山頭，鞋子上都沾滿了泥巴。習書記提出，坦洋村要大力發展特色茶產業，黨員干部要發揮示范帶頭作用。他說，農民要想脫貧致富，必須有個好支部；農村奔小康，黨組織要真正能站到“前臺”，真正能居于“第一線”。我聽了一直記在心上。
在習書記的鼓勵下，村兩委更有底氣了，我們提出“誰種誰所有”，鼓勵村民墾荒種茶，使荒蕪多年的“祖宗山”“宗祠山”變成了茶山。短短數年，全村茶葉種植面積增至3000多畝。
坦洋村后來成了習書記的農村黨建聯系點，他又來過幾次。
一次是鼓勵我們，“閩東學‘三洋’（福安社口鎮坦洋村、福鼎疊石鄉竹洋村、古田鶴塘鎮西洋村），坦洋要當領頭羊”，不斷放大“坦洋工夫”的品牌效應，因地制宜，壯大茶葉經濟。
他對我們說，農村黨組織，可是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經濟搞上去了，黨員的理想信念、先鋒模范作用，都只能強化，不能削弱。
還有一次是習書記即將調往福州的1990年5月4日下午，他又一次來到村里，與干部群眾一起座談。他說：“喝過坦洋工夫茶，人走情常在。你們有到福州城來，就來串串門、拉拉家常吧。”
那幾年，坦洋村發展很快，1991年成為省級“文明村”，黨支部跨入“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行列，村資產超過300萬元，是名副其實的閩東明星村了。
如今，每次在電視上聽習近平總書記說到共產黨人應不忘初心時，我都會想起他走在茶園山路上的背影，覺得非常親切、溫暖。
農業產業化，“首貧縣”變小康縣
《擺脫貧困·弱鳥如何先飛》寫道：“閩東主要靠農業吃飯，我們窮在‘農’上，也只能富在‘農’上。小農經濟是富不起來的，小農業也是沒有多大前途的。我們要的是抓大農業。”在全省奔小康中，習近平多次指出，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要有一個過程，而農業產業化不僅是實現這一轉變的必由之路，而且是脫貧奔小康的重要途徑，一定要把農業產業化同奔小康工作緊密結合起來。
時任省委小康辦綜合組組長賴詩雙回憶——1995年10月，福建省第六次黨代會提出新的戰略目標：1997年基本實現小康。基本小康，有一個明確的衡量標準，就是80%以上農戶、80%以上的村、80%以上的鄉鎮達到小康標準。時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認為，奔小康的前提是發展生產力，這是物質基礎，農民收入是核心。他到各地開展調查研究時，經常鼓勵通過發展農業產業化，推進農村奔小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壽寧縣的“半縣花菇半縣茶”。壽寧縣當時號稱全省“首貧縣”。該縣大安鄉溪乾村因有村民“夫婦同穿一條褲”，又被稱為全省“首貧村”。習近平對壽寧縣脫貧工作一直很關心，在福建工作期間他多次到壽寧縣調研檢查脫貧工作。早在閩東工作時，他就提出，壽寧的特色是山，經濟發展就是要唱好“山歌”，把山開發出來，還要持之以恒，認準路子走到底。
1996年8月上旬，習近平到閩東調研指導奔小康和災后工作，又去了壽寧，看了幾個村子。其中一個是清源鄉旸尾村（現為陽尾村）。這個村農業開發主要有兩大產業，一個是茶葉，另一個是花菇。那時壽寧縣發展花菇才兩三年，市場好，一公斤鮮菇可以賣七八十元。旸尾村七成以上村民種花菇。習近平進入菇棚查看。菇農拿出菇筒介紹說，花菇是新品種，葉面比香菇厚，上面有自然裂開的像爆米花似的紋路，很漂亮，價錢好。他看了說“這很好”。之后，習近平在新的村委會議室召開座談會，來了很多村民。會議室里坐不下，他們就站在門外。縣里介紹說，菇農人均增收近千元，花菇成為村民致富的新路子，也成為縣里財政收入的支柱產業之一，縣里著力打造“半縣花菇半縣茶”產業格局。習近平聽了很高興，說茶葉、菇是壽寧的特色產業，要把它們作為優勢產業、農民增收的重點項目抓好。對如何增加農民收入，他又從一地多用、一年多熟、季節差、品種優勢、品種特色化、加工增值、品牌建設等七個方面談了意見。
也在那次，習近平第三次去了下黨鄉。他對鄉干部說，“半縣花菇半縣茶”是壽寧的路子，下黨的路在哪里呢？“一鄉一業、一村一品”，他希望下黨多抓幾個骨干產業，不斷地增收，不斷地奔小康。
1997年2月，在習近平的推動下，省委、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產業化的意見》，確定了我省發展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目標、主導產業發展方向、扶持措施等。這離中央提出發展農業產業化沒多久，在全國也是比較早出臺的貫徹意見。
1997年下半年，習近平又提出發展“現代農業”的新理念，要求因地制宜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村新一輪創業。
各地涌現出一大批農業產業化典型。比如永春蘆柑、平和蜜柚、天寶香蕉、安溪茶葉、連城地瓜干、福清烤鰻、寧德大黃魚、古田食用菌、沙縣板鴨等，現在還很有名氣，當時都已發展到相當規模，有的產值超過億元，成為這些地方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柱。
壽寧縣的“半縣花菇半縣茶”也從小到大、從劣到優發展起來了。在1997年底，全縣一舉脫貧，當年全縣茶、菇實現產值7億多元，農民人均收入2700多元，比1994年增長1500元。
1989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寧德地區屏南縣調研時，走訪農民家中
茅草房戶下山，連家船民上岸
在一些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的地方，有人說，不是我們不勤勞，也不是黨的政策不好，實在是這里要水沒水、要路沒路、種地無糧、有海沒魚。對這些脫貧無望、致富無門的地方，與其給予扶貧救濟，不如實施易地搬遷，把他們搬到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較好、交通便利、有發展前景的地方重建家園。習近平在閩東工作時探索出的這種發展方法，后來被群眾稱贊為“造福工程”。1994年，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全省推廣閩東的做法，實施大規模的“造福工程”。也是從那年起，“造福工程”已連續23年被列入省委、省政府為民辦實事項目。
時任省委農辦主任、原省委小康辦主任劉欽銳回憶——1997年，是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基本實現小康的攻堅決勝年，各地都以“倒計時”緊迫感向小康目標發起有力的沖刺。但是，1997年5月，一份來自省政協民族宗教委員會的調查報告，深深地觸動了習近平。報告反映閩東畬鄉不少村民住在以茅草為頂、泥土為地的茅草房里，生存狀況很差。
當年6月初，習近平就帶隊到閩東山區、沿海進行專題調研。一路上，我們看到山區有相當部分的農民住的房屋是用茅草做的，連進出的門也是用茅草做的，沒有窗戶，又矮又黑又潮濕，進去稍不注意就碰到頭。沿海、沿江、沿河，還住了相當多的連家船民。這部分人的家，就是破敗不堪的小木船，沒有電、沒有水，一家幾代人擠在一起，靠海為生，漂在水上，真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路上，習近平動了真情。他對我們說，共和國成立都快50年了，群眾生活還這么困難，很不應該，一定要解決好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
其實，習近平在閩東工作時，對解決“茅草房”和“連家船”問題已經進行調研和探索。這次調研使他對這兩個群體的現狀，了解更全面更深刻。
回到福州后，習近平立即給省委寫了專題報告，建議在政策、資金等方面給予扶持，盡快解決“茅草房”和“連家船”問題。省里十分重視，出臺一系列政策，幫助他們解決搬遷、就業等問題。
習近平把“茅草房改造搬遷”和“連家船民搬遷上岸”作為農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重點工作來抓。
其中“茅草房改造搬遷”要求在1997年內限期完成，省里還下達了600萬元專項資金。霞浦、福鼎兩地領導立下“軍令狀”：摘下“草帽子”，就摘下官帽子！
1998年來臨之際，寧德地區的2000多戶茅草房戶全部甩掉了象征貧窮的“草帽子”。沒有習近平的真抓實抓和省里的支持，是不可能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的。
連家船民有五六千戶，上岸定居的工作也更為復雜，從1998年起開始大規模搬遷上岸，到2002年習近平調任浙江時已總體完成。
2004年6月7日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道了福建“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故事，稱贊他們“告別河海漂泊，踏上小康征程”。
這些年，福建“造福工程”的力度一直很大，已經成為福建扶貧開發工作的標志性工程，累計搬遷超過150萬人。在中央提出的脫貧攻堅“五個一批”工程中，異地搬遷脫貧還是“頭號工程”，這也證明了我們這么多年實踐的正確。
采訪中，當年霞浦縣的連家船民楊永雄，向記者講述了1998年4月習近平到霞浦縣鹽田鄉了解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的情形——當時快中午了，家里已做好午飯，遠處來了一群人。我家的船，就停在最靠岸邊的地方，他們說要上來看看。那天父母正好輪流住在我家。整條船，長不到10米、寬不到2米，又塞了全部家當，容不下幾個人，我就帶著家人到岸邊候著，年近八旬的父親留在船上招待客人。客人們彎下腰在船艙里看了一圈，父親就拿出平時又當枕頭又當椅子的木塊，請客人坐下，聊了近半個小時。他們走后，我聽父親說，為首的高個子，是省里來的習副書記。后來，父親經常跟家里人說起那天的情形。習副書記問，怎么成為連家船民的，現在生活過得怎么樣？我父親說，從他記事起就住在船上了，原來日子更苦，解放后分到點灘涂，生活比過去好了。習副書記又問，60年代政府組織過船民上岸，為什么當初不上岸呢？我父親回答，在海上生活習慣了，上岸怕沒土地，沒法生活。他又問，那現在想上岸嗎？我父親就說，現在看到其他人上岸后打工、賣海鮮，日子好過多了，有機會當然想上岸……
習副書記就當場交代隨行的干部，連家船民搬遷，不能把房屋蓋起就算完事，更要讓他們有生活、有出路、能掙著錢，
能人上了岸，心還留在船上。
我父親從土改起就當村干部，他感嘆說，從來沒見過像習副書記這樣關心連家船民的領導。
1999年，全村600多戶2700多人全部上岸。我們一家搬到了北斗村外岐后連家船民上岸定居點。房子占地80平方米，地不要錢，蓋房共花了1.2萬元，除去6口人每人補助1000元，實際只花了6000元。
如今，我有二三畝灘涂種蟶的收入，兒子在附近電器公司上班，老兩口還打點零工，兩個孫女陸續出生，日子過得還不錯。
現在，這里交通很方便，上沈海高速公路只要15分鐘，上301省道只要20分鐘。有勞力、有灘涂的，可以養花蛤、海蠣；腦子靈活、愿意出去跑的，把本地產的海鮮拿到外地賣；想拿工資圖個安穩的，就到附近的企業上班。
三、閩寧攜手，同奔小康——持之以恒的守望相助
“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是一項政治任務，我們要堅決完成。對聯席會議議定的事情要盡快落實，所承諾的事情要抓緊兌現。”
——習近平1997年3月在寧夏固原考察時指出
1996年9月，黨中央、國務院做出了東部比較發達的13個省市結對幫扶西部10個省區的戰略部署，確定福建對口幫扶寧夏。從此，因為一個共同目標，相距2000多公里的福建與寧夏，譜寫了一段跨越20年的“幫扶接力”，闖出了一條山海牽手、東西部合作的新路，提供了脫貧攻堅“扶真貧真脫貧”的樣本。
2016年7月，閩寧合作20周年之際，當年的福建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又一次來到寧夏。當年“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區，如今加快發展，生機盎然。美麗的寧夏大地，正在小康路上奮力前行。
跨越二十載，閩寧一家親
習近平總書記在銀川主持召開的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上指出：“這在世界上只有我們黨和國家能夠做到，充分彰顯了我們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東西部扶貧協作和對口支援必須長期堅持下去。”
時任省扶貧辦主任林月嬋回憶——
1996年9月，我到北京領回福建對口幫扶寧夏的任務。
同年10月，福建成立對口幫扶寧夏領導小組，時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擔任組長。他明確表示：“閩寧對口扶貧協作是一項政治任務，要堅決完成。”
同年11月，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簽署了對口幫扶協議書。
有一天，習副書記把我叫去，他說協議也簽訂了，寧夏究竟是個什么樣呢？你帶幾個人去看看。
1997年3月，我帶隊到寧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區走了7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的老百姓真苦。農民冒著細雨排隊一整夜，只為將土豆賣給縣里唯一的企業；孩子上課的教室沒有門，玻璃窗是破的，有的地方沒教室，老師用樹枝在地面上寫字來教學；水是咸的，一點水要從很遠的地方挑來，沒水洗澡……
我把西海固的困難情況拍成短片帶回來向習副書記匯報，他專門邀請其他省領導一起觀看，商量對口幫扶的措施，由此可見他對閩寧協作的關切之深、思慮之周。
一個月后，習近平到寧夏參加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第二次聯席會議，還去西海固考察了6天。他說窮地方他見過也住過，但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窮、那么苦的地方，內心受到很大的沖擊。
確定了要扶，還得想好怎么扶。那次聯席會決定，把有限的資金集中投入到建學校、坡改梯、移民吊莊、菌草扶貧等項目中，這些都是西海固群眾最迫切希望解決的民生問題，也是我們在福建扶貧實踐中總結出來行之有效的做法，把錢用在刀刃上。
在調研西吉移民搬遷的吊莊玉泉營時，習近平提出了建設閩寧村的設想。“吊莊”是寧夏的詞，意思是把這個村從那兒吊到這兒，福建叫移民。要從西海固移民到銀川，投資很大，他建議搞一個試點，打造成具有樣板意義的閩寧協作示范村，讓移民遷得出、穩得住、致得富。
1997年7月15日，閩寧村就在銀川城外永寧縣的一片戈壁灘上破土動工。奠基當天，習近平還專門發去了賀信。去年習總書記專門考察的閩寧鎮，就是升格的閩寧村，已經從當年只有8000多人的貧困移民村發展成為擁有6萬多人口的“江南小鎮”，當年的干沙灘已經變成金沙灘，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20倍。
20年前的寧夏之行，習近平還特地邀請了多位福建企業家同行，希望企業家到那里找市場、搞開發，結成聯合體，共同發展。
現在，在寧夏的閩商有4萬多人，企業總資產已達800多億元，年營業額約200億元，上繳稅收約1億元，安置當地勞動力就業3萬多人。
小草藏大愛，塞上建新功
從第一次閩寧對口扶貧協作聯席會議開始，福建省每年都抽調優秀干部和科技、教育、醫療工作者到寧夏參加扶貧開發工作。眾多援寧干部在這里揮灑汗水、貢獻智慧，投入這片土地的改天換地進程中，菌草產業在寧夏全面開花就是其中成果之一。
菌草技術發明人、援寧科技工作者、福建農林大學教授林占熺回憶——
在1997年4月召開的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第二次聯席會議上，我的菌草技術被列入閩寧對口扶貧協作項目，時任省委副書記習近平親自在聯席會議紀要文本上簽字。
一接到任務，我立馬帶上團隊和六箱草種直奔寧夏西海固地區的彭陽縣。
幾天調研下來，我們發現這里的環境氣候、水熱條件和福建大不相同，“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只能從頭開始。
降水少、冬天寒冷，我們就把菇棚建在廢棄的土窯里。擔心晝夜溫差大影響生產，我們就住在菇棚里，經常半夜起來，打著手電筒查看菇情。
一個個難題被攻克，半年后，第一批蘑菇出棚，27戶示范戶種菇收入戶均超過2000元。當地不少人，一年到頭種地收入還不到300元。第二年加入的菇農就翻了一番還多。
我們還在荒漠地上試種菌草，為解決當地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水土流失問題積累了經驗。
1998年10月，福建農業大學（現為福建農林大學）向省里提交一份《關于赴寧夏開展小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情況匯報》，建議發揮學校科技優勢，先期利用包括菌草技術在內的多項技術，在寧夏實施小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習近平專門作出批示，明確提出“菌草是我省之優勢”，要求要“揚長避短”“要做自己‘拿手’的”。習近平對這小小的菌草如此關注、如此了解，出乎我的意料。我決心要讓菌草不僅成為寧夏百姓的“幸福草”“搖錢樹”，還有效改善當地脆弱的生態環境。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基本解決了菌草越冬問題，還做到只要有一定含量地下水的土地，就能成功種植菌草。菌草扶貧技術在寧夏全面開花。高峰時，全區發展菇農1.7萬戶，興建菇棚1.7萬個，種植菌草60多萬畝，創產值近億元，帶動菇農戶年均增收5000元。
為表彰我在寧夏等地的科技扶貧工作和技術援外成績，省政府授予我一等功獎，這是福建省第一次對科技人員所做出的貢獻記一等功。2000年7月5日，時任省長習近平出席了專門給我一個人授獎的頒獎會。
他在頒獎會上指出，菌草這個優勢在全國相當突出，要繼續讓它在扶貧致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還希望我在新的起點上做出更好的成績。
牢記囑托。此后，我帶領團隊在賀蘭山周圍多處生態脆弱區或荒漠地成片種植菌草均獲得成功，為黃河流域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治理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新模式。
如今，我們已選育出從黃河源頭到入海口均可種植的菌草品種，在包括寧夏在內的黃河上、中、下游不同類型生態脆弱地區建立菌草生態治理技術示范基地和產業發展基地。我相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夢想，終會成真。
古語云：“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
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時間，無論在什么崗位，“擺脫貧困”“讓全體人民過上好日子”是習近平鍥而不舍、孜孜不倦的選擇和追求。
習近平總書記這份“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情懷，讓八閩兒女感念至今。
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
如今，在打響脫貧攻堅的硬仗中，在建設新福建的征程中，福建干部群眾正傳承、弘揚這份情懷，滴水穿石，久久為功，致力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各級黨委和政府立下軍令狀，只爭朝夕，打贏脫貧攻堅戰，為的就是“全面建成小康，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掉隊”！
